一窺大師風範，不枉此行
作者：陳田育
 |
| 與江教授、蘇聖強學長合照 |
永遠不要放棄手邊的任何機會
經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來到了波士頓，這個全美國學術氣息最重的城市，在哈佛與MIT坐鎮之下，有朋友開玩笑說，可能地鐵裡隨便一個坐在自己旁邊的就是大教授或是諾貝爾獎得主。而我，就真的如此幸運。
Nelson Kiang教授，年近90歲，身體相當硬朗，講起話來感覺不過是60來歲的長輩，在剛來到波士頓的第一個周末，與學長用餐完準備搭車返家的路上，教授主動過來與同樣是黃皮膚黑頭髮的我們交談。兩站的距離，我們坐著，教授一手提行李，一手拉環站著跟我們聊天，不過五分鐘的時間，給了我們他的名片，大家互道再見，原以為這不過是場偶遇，沒想到教授竟成為讓我收穫甚多的貴人。
回到家隨手在google上打了教授的名字，天啊，江教授同時是哈佛與MIT的榮譽教授，是全美國第一位Biopsychology的phD(現在改叫neuroscience)，他一手創立的EPL實驗室目前是哈佛體系中最大的實驗室之一，總共有一百多位各領域的研究員，而目前全世界用的人工耳蝸就來自於他們的研究，在hearing and speech領域有著極大的貢獻，教授如果在台灣絕對是中研院士等級以上的老師。
雖然領域不同，但想說neuroscience還是跟我有一點點的關係，我還是鼓起勇氣，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寄了信給教授，希望爭取再次見面的機會。原本以為可能是週間的半小時會面，沒想到換來了週末三個小時紮實的分享，教授用身教讓我真正了解做學問這件事情，在那三個小時裡，我體會到了教授對事情與人生的三個值得學習的態度以及對我的三個啟發。
哈佛教授的三個人生態度
一、 充分準備。
我與教授過去僅有一面之緣，彼此並不瞭解，加上又不同領域，原本想說或許看看教授的研究室再聊聊美國的生活就差不多了，但沒想到教授提供給我的遠遠多於我所預期。江教授僅僅花了五分鐘的時間很快帶了我與學長參觀一下實驗室後，拿出了兩袋準備給我的書與資料，全部都是他自己過去看過與精神醫學相關領域的書籍，而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幾乎完全沒有提到他自己的豐功偉業，全部聚焦在他自己對於精神醫學的歷史、現在、與未來的看法。就算教授本身學識淵博，我也認為教授一定仔細思考過要跟我分享的事情，也一定稍微再看過資料，才能夠如此從容的與我分享，甚至教授提出許多著名的研究與書籍我自己完全沒有聽過，甚感慚愧。只是跟完全不認識的晚輩聊天都能如此充份準備不浪費時間，我完全可以相信教授過去投注在工作與人際間的交流一定也都是充分準備過的。
 |
| 江教授贈書 |
二、保持熱情。
來美國一個多月，我深信在美國要成為somebody一定要有過人的熱情，因為努力與積極都只是基本配備。江教授已經近90歲的年紀，依然在學術界非常的活躍，對於研究與教學的熱情完全不減。退休後他對於公共教育以及公共健康議題持續關心，下個月他即將就教育議題前往巴西進行一個多月的訪問與研究。對他而言，這其實是神經科學的延伸。他跟我舉了perfect pitch的研究，也就是腦部的各種能力透過合適的訓練是可以明顯得到進步，而一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將決定這個國家整體的競爭力，他其實不過是從hearing and speech這個領域跳脫出來，用過去的科學訓練來了解這個世界。如果今天教授60幾歲做這些事情可能感覺還理所當然，但近90歲還能如此充滿好奇心，我認為這需要滿滿的熱情。
三、提攜後進。
美國除了是一個講究實力的地方，更是一個講究關係的地方。太多人前仆後繼想要來到美國，很多時候一開始沒有人引薦，並不容易有機會。教授從第一次寄信給我就給了我幾個建議我一定要聯絡的老師名字，但因為許多因素，我並沒有聯繫，當天被教授指點了一下。對他而言，他希望給我機會認識更多有影響力的人，或許等級差了很多，領域一下不一樣，但卻可能有機會讓這些老師再介紹年輕一點的人彼此認識，而這個彼此介紹的方式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禮物，某方面而言是拿自己的credit借給別人用。當天會面結束時，教授給一位剛從他們實驗室回來台灣學長的聯絡方式，與學長email聯繫後，更確定教授一直以來都是用這種提攜後輩的態度與他們相處。
 |
| 初步討論後與江教授共用午餐 |
我所得到的三個啟發
一、了解歷史，承先啟後。
三個小時裡，教授跟我說了非常多精神科過去有名的研究，精神科臨床的困難，以及MGH精神科的歷史，甚至有關於二十多年來精神藥物並沒有想像中的實用，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又再度成為臨床治療中非常重要的選擇，他也都相當清楚，但他非常驚訝，我完全不知道許多相關的事情或研究。或許這當中許多的事情是他過去這麼多年來在學術界累積下來的知識，但對於歷史這件事情，其實在研究與臨床工作中有其必要性，就像做任何小小領域的研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文獻回顧，沒有人希望做很久的研究結果早就有人做過了。長久以來的習慣，書本中最前面的歷史往往沒有人要念，因為考試不會考。
久了之後，我們對於歷史這件事情，變得不再重視，甚至，台灣的歷史，我們自己又知道多少?或許我們都可以從歷史中認識自己，從中想出自己面臨困境的解決之道。
二、保持疑問，親自驗證。
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跟我分享了亞洲教育的問題。他自己的研究室在過去這麼多年裡，幾百位中國與台灣國內最優秀的研究員到他們實驗室裡進修，他總是發現亞洲研究員提出疑問的能力不佳，也往往被國內的教育brainwashing，總認為只有怎樣才是怎樣，很多的好不一定真的好，很多認為真的事情可能也不一定真。身為一個頂尖的科學家，他再三的提醒我，一定無時無刻要保持開放的心胸，如果任何人質疑自己或是反對自己，其實這是最好的學習機會，也是反省自己的時候。例如在臨床裡，許多病人總是質疑藥物對於精神疾病治療的效果，除了學習如何回應病人之外，這些也都是很棒的研究與思考的問題，透過自己查證資料或是自己做研究驗證，會遠比哪位老師教的更有說服力。而這些查證的習慣我同時在許多這裡的老師身上看到，每次看完病人，當我提出問題時，老師給我的回應往往是哪個最新的研究看到甚麼或是他自己的研究結果如何，這種習慣非常值得學習。
三、跳脫框架，多方合作。
以做研究而言，其實每位研究員都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實驗室的研究，常常都全年無休，每天都要到實驗室照顧細胞或動物，甚至可能忙了好幾個月結果沒有令人滿意的成果。老師特別提到，任何的研究其實是為了解決疑問，而不是為了要做出甚麼，儘管有許多現實或升等的考量，但一定無時無刻要回到自己最初的疑問，例如研究基因或腦部，很容易陷入很小的機轉或構造內在打轉，卻忘記做這些研究最初可能是想要了解人體或腦部在某個狀況下的反應，或者想解決甚麼問題。只有自己隨時跳出自己在做的事情，從更宏觀的角度重新檢視時，才能隨時確認自己在正確的方向。此外他一直鼓勵我要與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如果做精神科就只跟精神科的醫師交流將會非常可惜，因為任何領域之間彼此都可能會有火花的產生。又例如糖尿病在亞洲與非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多人投入很細胞層面的研究，但對他而言，許多臨床醫師卻沒有注意到，其實第二型糖尿病與一個國家繁榮後，飲食西化有重大的關係，除了胰島素外，更多的是行為問題，政府與其花錢在後端的藥物治療，更應該花心力教育民眾飲食的習慣或利用法規控管飲食的成分。他自己管理上百位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就是透過彼此的了解以及大量廣泛的閱讀，讓一群看起來差很遠的專家一起做出一些很酷的事情，只有跨領域的合作，才能創造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自己這一個多月在麻州總醫院的觀察也確實如此，幾乎每位老師的研究都與不同領域的專家互相合作，又因為醫院一開始篩選人選的標準非常嚴格，幾乎能進到醫院工作的都是已經在各領域有所成就的專家，因此彼此之間的合作都是真的合作，大家各自做自己領域的東西後再拼湊在一起，與台灣常常許多事情最後都是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不太一樣。未來能夠找到夠專業的團隊或是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讓人信任的專家，都是將來生存的關鍵。
很幸運能夠在最後關頭獲得赴美的機會，也慶幸自己後來選擇看似對自己很不方便的地方，更榮幸能有機會獨自與大師會談，經過這次的經驗，我完全可以體會為何有人願意花極大的代價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畢竟要有知識很容易，但要有智慧需要許多經驗的積累。
